在广东深圳工作的海南人李国明，最近很被内地的同事们羡慕：“未来，你们海南人想不富都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国明的父辈们“差一点”就富起来了。那时，在许多内地人眼中还是“流放岛”的海南，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区。

然而，在后来的改革发展中，从“准特区”到“特区”，再到“国际旅游岛”，海南像过山车似的，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大起大落。

现在，海南又迎来新的历史性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6月1日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提出，海南将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

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海南未来到底应该怎么走？

三起三落三十年

海南开发的设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980年。那一年，国务院和广东省在京召开了为期11天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明确要“把海南经济搞活”，可参照深圳、珠海等特区政策，海南由此成为“准特区”。

1983年4月初，“中央11号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正式印发，提出了海南执行“以开放促进开发，以开发支持开放”的基本方针。根据文件，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但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但从1984年1月至1985年春天，海南在运用中央给予的免税进口汽车自用的优惠政策过程中，采取了“罚款放行”的手段将进口汽车销往岛外。不到一年时间，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向海南，只为一纸汽车批文。

只要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上万元。曾经的“福布斯海南第一富豪”冼笃信，在半年时间里，通过买卖汽车赚了近100万元。那一年，他才二十出头。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2000多辆，到7月，这一数字飙至1.3万辆，是上半年月平均数的36倍。

这很快就引起中央的注意。1985年3月，从中纪委、经贸委、计委等单位和广东省抽人组成的97人联合调查组，开始清查和处理海南倒卖进口汽车问题。

“一连搞了几个月时间。”从1985年起先后担任海南行政区委办公厅副主任、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的林克昌向第一财经记者提供的他关于此事的口述史资料上这样记录。

随后，新华社发文称：“海南大量进口汽车等物资倒卖出岛，冲击了国家计划，冲击了市场，违反了外汇管理规定，破坏了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海南的机关、企业、个人，凡沾买卖汽车之边的都亏了大本，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林克昌向第一财经记者提供的他关于此事的口述史资料上这样记录。

“汽车走私事件”，在一夜之间让海南突然开放的自由贸易之门又关上了。

但为海南打开改革与发展之门的想法并未改变。

1988年4月13日，海南成为了中国唯一的特区省。那一年前后，“十万人才过海峡”。其中，日后扬名的“万通六君子”冯仑、潘石屹等人，就是在那一波热潮中，纷纷辞去国有单位的工作，加入“闯海”大军。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各路资金开始涌入海南。这一年，在三亚，有人手持“蓝线图”指着一片地对冯仑说，这块地你怎么看？冯仑最终用300万元拿了下来，转手就赚了一倍。

比冯仑更牛的是，冼笃信出让了一块土地，立马赚了10多倍。

最终，海南房价从1988年的1350元/平方米冲到了1993年上半年的7500元/平方米。

1993年下半年，随着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海南的房地产热突然来了个大刹车，泡沫终于被刺破。

地产泡沫让海南元气大伤。至此，海南经历了第二次大落。

2009年12月，海南正式获批建设国际旅游岛。但令林克昌想不到的是，“2010年开春，首先登台的竟是‘房地产炒作风暴’，圈地四处成风，地价房价一夜飙升，令人目瞪口呆！”

在整个2009年，海南地产开发的投资总额已经惊人地接近了海南前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2010年，海南首个人工岛三亚凤凰岛建成，首期700套房源当天秒光，最火爆时卖出15万元/平方米的天价。

直到2017年，房地产都是海南GDP的绝对支柱。海南省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4462.54亿元，房地产投资占了近一半。

政策红利，再次被房地产的“一业独大”所消耗。

2019年1月12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企业家咨询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海南省省长沈晓明指出了制约海南长远发展的“三大痛点”，其中一个，是“房地产一业独大”。

“第一次是汽车走私事件，第二次是房地产泡沫，第三次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初期房价大涨。”2018年10月，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南日报》上撰文指出，“这三次大起大落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一次次的政策利好都被一些投机者当成赚快钱的机会？”

这种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态，让海南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历史性机遇。直到今天，海南的经济体量，还拼不过浙江嘉兴一个市。

有人戏言：海南的命运，难道真的就像它的简称“琼”一样，注定要“穷”吗？

海南学到了什么

“为什么海南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就发生震动全国的汽车走私事件？”这是刘赐贵在上述文章中抛出的问题。他认为：“根子是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不深、掌握不准、落实不到位。”

时间回到三十年前。

1984年1月，邓小平提出：“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而在雷宇到海南任职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担任海南行政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后，雷宇“憋着一股劲，想为海南20年后与台湾一比高下打好基础”。

以“胆子大”和思想开放著称的雷宇，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让这座海岛尽快完成“原始积累”，他和他的部属想到了汽车。

“我脑袋里想着的是，这件事怎么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当时雷宇的想法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多年以后，2004年3月，雷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

海南正在努力不让类似的事件再发生。2020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方案》。会上，刘赐贵说，海南“不允许通过货物的贸易走私”。

此前，海南在2020年1月出台的《海南省反走私暂行条例》明确规定：禁止走私减免税进口货物、物品，禁止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货物，禁止为走私行为和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货物经营行为提供便利。

谈及海南建省后遭遇的房地产泡沫时，当时还担任海南省处理积压房地产工作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的林克昌说，这一轮开发热潮，对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海南面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规划调控能力薄弱，市场管理措施不到位，形成了疯狂发展的房地产泡沫。

而对于2009年后海南房价重回历史巅峰，林克昌认为，这“与海南建省初期相类似的景象，表面看是振奋人心”，但“海南经济特区建设不能靠炒作房地产来支撑”。

海南正在试图摆脱房地产的捆绑。

2018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指出：建立和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在今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刘赐贵说，海南土地有限，严格控制房地产，不能“成为房地产的加工厂”。

在林克昌看来，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至少存在四大隐患：一是高房价会使“强岛富民”愿望成为海市蜃楼；二是高房价会阻碍海南城市化的自然进程；三是高房价会扼制国际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健康发展；四是“土地财政”会断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此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会有新一轮的需求拉动。”海南省地产投资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张运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不过，因前几年地方政府早已出台了几方面政策限制（开发报建限制、购房对象限制、销售价格限制等），未来房地产发展会相对平稳上升。”

第一财经记者从相关权威途径获悉，近日，海南全省上下都在开会，研讨着自由贸易港未来怎么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南将建立一个全新而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全新的姿态，面向世界。

而这，正是《方案》提出的“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

“不再是房地产（无序、一业独大）那样的了。”参与这几天讨论的海南省政府一位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如何再出发

错过一次又一次历史性机遇后，海南再一次迎来史无前例的机遇。

2020年6月1日，《方案》公布后，意味着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海南岛迈出了关键一步，正在向“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推进。

此次《方案》和其他16个具体配套文件，一共经历了3个月、20余次修改而成。根据《方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到2025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政协海南省委员会原常委、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王毅武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分析：“就海南而言，从不能因循守旧、畏缩不前上升为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方案》给予海南一系列优惠政策。王毅武将这一系列优惠政策概括为13个字：“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封关运作。”

“这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一个重大利好。”海口市政协委员、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慧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只要《方案》得到一一落实，那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未来就指日可待。”

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定是一个艰难的开创性系统工程。

在王毅武看来，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与尽快与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与要务。

“可以说，营商环境是决定自贸港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上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沈晓明这样说。

2019年，中国社科院、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调查报告》，对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的评估结果显示，海口市排名比较靠后。

“目前，海南的营商环境还有待提高。”海南某商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举例，“有一次，单位到税务部门去缴税开发票，结果一个区推到另一个区，先是国税局，后又推说地税局，最后只好去找省税务部门一个领导，事情最后才办好。”这让他感到哭笑不得。

多家海南企业相关负责人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类似的事情在海南其他城市也出现过。他们总结说：这与相关工作人员不熟悉政策和业务很有大关系。

“公务员一定要学习吃透文件精神，提高自身业务能力，我们在办理境外并购时，发现海南之前没有办理过相关业务，公务员都不熟悉业务，还要打电话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工作效率低下。”袁慧鹰说。

《方案》对海南的营商环境提出了要求：到2025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总体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到2035年“营商环境更加优化”。

袁慧鹰等受访者还认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人才同样关键，因此，海南需要积极引进国外国际人才，也要留住人才，创造条件让国内外投资者来海南。

沈晓明在2019年指出制约海南长远发展的“三大痛点”，其中一个就是“人才短缺”。

王毅武的观点是，“在统一的人才标准下，地不分南北，人无谓老少，不要大水漫灌和追求批量，而是短板、精准、适用、有效优先。特别是，人才一律平等，国民待遇，不讲亲生与后娘，不分引进和原有。”